或许我没说清楚,霸权和精英意识是在近代以来的“学科界限”里体现的,扣帽子实非我的本意。这和韦伯的“形式理性化”有关,比如过分强调“专业性”,觉得这个问题是这个专业的,那个问题是那个专业的,非本专业的人谈论就会肤浅和外行,这其实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逻辑,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取代了“实质理性”,violin_sophy的理解有点接近,但还没深入,相关文献繁多,此处不赘。(韦伯是和马克思几乎同样重要的思想家)
鉴于我经常提到“专业”,这里做一个区分,我所强调的“专业性”多半是指学术性,也就是说学者层面的专业性,比如批评音乐评论没有专业性,是指缺乏学者层面的认知,并不是强调硬性划分各门科目的不同专业的“专业性”。
至于那个笑话,的确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王德峰虽然是教哲学的,但与阿多诺暂时还无法相提并论。
关于阿多诺,violin_sophy说的比较空,把一个哲学家定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实和你所批评的“学科划分”一样,是categorize(贴标签)的做法,对此福柯有过深刻批评(福柯的批判似乎要比韦伯更近一步)。事实上除了一小部分学者之外,现在有谁不是卡克思主义者呢?马克思的理论思想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思考问题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每个学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再说一下我所理解的阿多诺,希望国内音乐学者们能多翻译一点出来,同时不知道哪里能借到英文本。(violin_sophy似乎有不少啊,要求共享一下。)
阿多诺曾经提到《现代音乐的哲学》是《启蒙辩证法》的补充,那么他对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的论述其实也就是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思想在音乐上的例证和补证,阿多诺把音乐理论作为其社会哲学探讨的组成部分,他认为音乐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完全自足的整体,而就像一切艺术现象一样,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
除了《现代音乐的哲学》,阿多诺还有《论音乐中的拜物主义和听觉的衰退》以及《音乐社会学导论》,他觉得现代社会音乐生产既然受到市场的支配,就表现出明显的商品特征,音乐与市场的关系成为判断音乐进步与否的标准,勋伯格是对传统和市场的挑战,而斯特拉文斯基只是接受了工业经济的异化,没有破坏调性系统,其作曲方式体现了理性化和技术化的倾向,所以阿多诺推崇勋伯格,贬低斯特拉文斯基。
可惜的是,斯特拉文斯基如今还有人听听,勋伯格乏人问津。有人觉得这说明阿多诺的分析被事实证明是错的,但我觉得恰恰相反,斯特拉文斯基所体现的那种技术化倾向,对现存市场的迎合与接受,在几十年后非但没有减缓,反而更加严重和普遍,因此勋伯格的乏人问津是可以理解的。
公元六世纪,有个叫波爱修的哲学家,写过一本《音乐原理》,他说演奏家有技巧,有本能,但对音乐本身理解无多,只是亦步亦趋的仆人,同理,作曲家天生会歌唱,却不是依凭思考和理性,而是靠本能,真正理解音乐的是理论家。—— 他的观点自然是偏颇而不足取的,但也可以引发思考。
什么是音乐,什么是音乐的人文性特征?我觉得杨燕迪老师的可贵之处,正是通过对音乐作出这一本体论(ontological)的反思,把音乐定位为人文(Humanity)的一部分,而不是技术的呈现。阿多诺之所以被专业人士承认,恐怕是因为阿多诺的“ 专业性” 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专业人士,但阿多诺的思路、方法、和抱负绝不囿于“音乐本体”或音乐音响结构——尽管他对现代音乐的分析归根到底仍然是形式优劣论的分析。反过来,音乐专业人士P.H.Lang的巨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并没有用任何谱例分析,其中运用的术语也并不多,稍具乐理之人都能读懂,但谁又能说Lang的分析不到位不精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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