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昨天

北京大学曾经流行的一首歌，第一句是：“北大！北大！一切不怕！”

鲁迅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许德珩说：“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为国家人民负责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

向达说：“这是在北大，在北大任何人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

八国联军烧掠北京。编修官刘廷琛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孙家鼐失职。后来，光绪皇帝下诏令大臣荐举御史，孙独保刘，并称：“往日他以大义责我，故知他忠鲠必不负国。”
孙家鼐后来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

清末京师大学堂，姓叶的教习上课只会空谈。考试时，预科学生孙炳文在考卷上大书“叶公好龙，尸位素餐”八字，被学校开除。辛亥革命后，新任校长严复认为他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值得赞扬，恢复了他的学籍。
孙炳文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家。

张百熙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时，选定桐城派领袖人物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向朝廷专折举荐，加五品卿衔。但吴却不愿受命。张便着大礼服，下跪在吴汝纶面前下起，吴才答应接受聘任。

1904年2月，日、俄两国在中国辽东半岛爆发战争，清政府竟宣布中立。京师大学堂学生义愤填膺，爆发拒俄运动。
慈禧勃然大怒，令管学大臣张百熙严惩闹事学生。
张百熙却认为学生的行为实属爱国，便对学生网开一面，不予追究，并批示道：“本大臣视诸生如子弟。方爱惜之不暇，何忍阻遏生气，责为罪言！”还建议学生以后讨论国家大事，如果确有见地，可以随时写成论文，呈交他批答，以增长学识。

邵飘萍撰文抨击张作霖。张又恨又怕，汇款30万元收买邵。邵悉数退还，并更加猛烈地抨击张作霖。邵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收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张作霖入主京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邵飘萍。

袁世凯称帝前，请林纾写“劝进表”，并邀林当高级顾问，林严词拒绝：“将吾头去，吾足不能履中华门！”

袁世凯筹谋称帝，授意黄侃为他写“劝进表”,并拟授予一等金质嘉禾勋章。黄拒之，并作诗嘲讽。
后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被软禁。黄侃冒生命危险与前往同居侍奉。

毛泽东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

蔡元培一到北大就裁减了一批不称职的教员，其中就有几名英国教员。于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横加干涉，并威胁要找大总统免他的职。
蔡元培说：“阁下爱找谁，我们管不着。在我的北大，谁不好好讲课，谁就会被扫地出门。我还有事要去处理，就不陪阁下多聊了。”
朱尔典也没再找麻烦。

蔡元培说：“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据北大教授白化文回忆，老北大时期，校门口卖豆腐脑的也有老北大书卷气，常常自豪地对他们那些小青年们说：“老年间儿，我爸摆摊儿那会子，鲁迅跟他拉洋车的肩并肩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您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去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就听，不爱听拍拍走人，谁也管不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哪！”

朱海涛回忆说：“北大的学术之门是开给任何一个愿意进来的人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全国只有北大无忝于“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更不会市侩也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最妙的是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决不小家气地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因此你不但可以听，而且听完了，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地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虚心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到第二堂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揄扬。这种学生是北大极欢迎的。虽然给了个不大好听的名称：‘偷听生’。”因此，在沙滩红楼一带，就形成了一种“浓厚而不计功利的学术风气”。

蔡元培长北大时，教授的平均年龄30多岁，很多教授都是20多岁。

蔡元培校长说：“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五四运动前夜，北大学生召集各院校学生集会，通过决议。决议说：我们作学生的应该奋斗，让世界看到“强权绝对不是公理”。法律第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
五四运动爆发，当时正在中国的杜威写信回国，在信中对女儿说：“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校长到警厅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政府同意。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而辞职。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

有一年，北大招生考试阅卷完毕。胡适在招生委员会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能录取这名有文学天才的考生。”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委员都同意了。
后来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发现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一般。
这名被破格录取的学生就是罗家伦。

李大钊被捕后，受尽酷刑，临死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发表著名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最后高呼：“中国***万岁！”从容就义，时年38岁。

七七事变后，日本飞机轰炸南京，陈独秀所在的监狱被震塌。
陈的学生陈钟凡与胡适、张伯苓等人联合保释陈。国民党政府的条件是，还需本人具“悔过书”。陈怒道：“我宁可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毛泽东在北大，做的是只拿8块钱的图书馆助理员，而从事的是大得不能再大的事业。

胡适曾任北大校长。
沈从文说：“胡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文典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他的住宅连遭日军搜查，但他毫无惧色。他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1937年，北平沦陷后，“敌伪维持会”一再派人邀沈兼士为日方效力，均被沈逐出门外，并称：“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工作”，并以“抗志斋”命名书房，表明心迹。与英千里、马衡、张伯驹、邓以蛰等人组织“炎社”，以明末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号召，从事抗日活动。

日本人多次命马裕藻的旧交周作人前往马家，请马出山。马让幼子马泰拒之门外。最后马泰对周作人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从此，周没有再来。

1940年代，熊十力在重庆，生活极为清苦。他的学生徐复观来看他，并带来了一张100万元的支票，并告诉他是蒋介石送的。熊闻言怒吼：“你给我快走！蒋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你快拿着走！”
蒋介石不抗日，所以熊十力骂他“狗子”。

1946年5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暗杀。
梁漱溟对媒体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他表示，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不准备退出了。
他专程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并在集会上说，民主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不怕吃“第三颗子弹”！

年近70的翦伯赞在文革中被批斗100多次，已患有严重肺病的他，在台上靠气化喷药剂才能维持呼吸。
他针对陈伯达、康生说：“我没有错，在真理问题上绝不能让步！”

马寅初的“人口论”被批判为利用人口问题搞反革命阴谋。
马寅初打电话给《新观察》编辑部说：“我是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人、不以理服人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1959年，蒋梦麟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当时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的口号。蒋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公开表示：“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此后半年多时间里，针对梁的批判会大大小小开了不下100场。批判会主持人命令他交待被批判的感想，他的答复就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二  明天

明天的世界真的不再需要精神了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6869501008rgg.html
……

许德珩说：“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为国家人民负责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
这正是中国人应有的精神，我们在网上更要有这种精神。要不然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这顶帽永远戴在自己的头上！

[ 本帖最后由 violinjkn 于 2008年5月3日 12:14 编辑 ]

据北大教授白化文回忆，老北大时期，校门口卖豆腐脑的也有老北大书卷气，常常自豪地对他们那些小青年们说：“老年间儿，我爸摆摊儿那会子，鲁迅跟他拉洋车的肩并肩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您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去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就听，不爱听拍拍走人，谁也管不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