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演奏什么： 赫瓦特的“音乐”与音乐
罗伊·赫瓦特（Roy Howat）是英国当代的音乐奇才：作为钢琴家和学者，他在世界各国广泛地举办音乐会和讲座。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但却在法国音乐的专门领域有着极高的学术建树，由此受聘于巴黎音乐学院和日内瓦音乐学院；作为一个音乐学家，他受到朱莉亚音乐学院和伊斯特曼音乐学院的邀请在美国多次讲学，并在多个国家的大学担任教职。此外，他还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同时也是伦敦室内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家。
《我们演奏什么》（“What do we perform?”，载于The practice of performance -studies in music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John Rink，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是赫瓦特的一篇著名的论文(学校里可能还没有这本书)。我们不难发现其论证方法明显受到语义分析学的影响。文中提出这样的论题：我们所演奏的“音乐”（music）究竟是什么？作为一个英语世界的作家，他认为一些其他国家的语言比起英文来更明确地将Music一词定义为乐谱，比如partition和musiknoten。
罗伊·赫瓦特考察了记谱（视觉符号）和音乐（听觉表象，抑或音乐音响结构本身）之间的关系。文中提到斯特拉文斯基曾说，在他写下《春之祭》中的《祭典舞曲》（乐谱）以前，他已在钢琴上弹奏过多次（音响结构）。这就意味着，音乐可以不同于纸上的符号和记谱，音乐在被记录之前就完全有权力存在。音乐不等于乐谱。对于一般听乐者来说，尽管这样的区分有点吹毛求疵，但是我们的确听到很多人宣称，他们把音乐看作是纸上的符号，演奏者必须对这些符号“施加影响”。“把表情投入音符中去！”——这句话在很多音乐学院中常常可以听到，由此可见人们对这种观念的普遍接受的现实（尽管也存在着反对的意见）。
作者举出莫扎特、舒伯特、德彪西、拉威尔、巴托克和格什温等作曲家的作品，进行了细致分析。集中讨论了关于装饰音、伸缩节奏（rubato）、速度和踏板的用法等主题。论证的结果：如果把演奏作为一种“诠释”来说，实际上人们（演奏者、学者）所诠释的对象根本不是音乐本身，而是符号／记谱（notation），也就是说，演奏家和研究人员最多可能进行解释的对象，具体包括总谱、分析图式、学术论文、作曲家本人的演奏资料等。（这里几乎隐含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许多人惯常地认为演奏家解释了音乐，或某人的演奏解释了音乐，这无异于痴人说梦。音乐的形而上学在作为表演实践的解释过程中获得了无意义性。）
赫瓦特给我们的这个有趣的结论，提醒人们应该修改以往常常提起的“诠释”一词的内涵，对音乐作品的“解释或演绎”，罗伊·赫瓦特认为就是对音乐符号／音乐文本的解释。尤为重要的是，这种解释的非随意性，诠释进程要尽可能客观地依据音乐的上下文和各种数据资料进行考察才能进行，这一点似乎又与 “实证性”方法交织在一起。由此，音乐文本显示出本体性地位，而这种地位是高于正在“操作”诠释过程的主体（演奏者）的，它以一种话语优先权的形式表现出来。许多演奏家宣称自己最完美的演绎，都是在理解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实就是对音乐作品的深入解读和细致分析，演奏“尊重”乐谱，主观符合于客观，个人的解释依据作品的文本。
然而，作者的观点也并非仅仅停留在音乐符号的分语义析之中，无论如何，艺术不能划同于哲学。赫瓦特承认音乐最后的意义仍然离不开艺术家精神与灵性的灌注。他在文章最后谈到：“演奏者必须常常重新编订（re-edit）乐谱上的记号，以便如同作曲家所感受的一样表现音乐，而不是仅仅服从已经被接受了的传统的权威指示。”打一个比方，记谱符号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就像画家在工作时靠近画布而又退后一步那样，艺术作品（音响结构的展开）成为整体才有生命力。根据这个例子，我们在对总谱进行详尽的、体裁上的和分析上的理解之后，是直觉的闪现使音乐表演成为活的（living）音响。指挥大师托马斯·比彻姆的评论证明了这一点，他说“音乐的功能是使我们从理性思维的暴政中解脱出来”，注意：不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使我们从理性思维中解脱”，而仅仅是针对暴政一词。作为指挥历史上对总谱和分谱进行的准备工作最为充分的大师之一，比彻姆面对音乐的理解是充满哲性的。一个年轻助手曾经问比彻姆：“什么是音乐？”他回答道：“就是无数无量的永恒之声”（The innumerable voices of eternity）。
